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刊（上）

      “回望70年前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瞻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们无比坚定、无比自信。我们要铭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历程和伟大胜利，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雄赳赳、气昂昂，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勇前进。”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抗美援朝70周年

  今天——7月27日，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再过几天就是八一建军节。为纪念这两个相互映照、名垂史册的日子，我们分上、下两期推出纪念特刊。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被迫进行的一场战争，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战争，也成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为新中国的巩固、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声呐喊，这声呐喊震惊了全世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中国人民军队的国际威望，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一扫中国近代以来的耻辱，可以说，这场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了不起的正气篇。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女兵参战人数最多的一场战争，那么参战二百九十余万人次的志愿军中究竟有多少女战士？---她们在战争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志愿军女兵风采》一书从文字和图像两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

  中国女画家协会理事杨娌娅2016年曾参与编辑设计了《志愿军女兵风采》的画册。为了了却志愿军老妈妈们的心愿，使画册尽快出版，娌娅自告奋勇不计报酬地承担起《志愿军女兵风采》画册全书的装祯设计、内页版面文字的修改编辑，及照片缩放版面的调整工作。

  今天我们以杨娌娅理事的长篇纪念美篇为内容,向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向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女兵致敬！让我们始终铭记，中华民族这一代英雄儿女为了和平与正义所做出的巨大牺牲，让我们始终恪守一个信念，无论时代怎样变迁，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所持有的革命传统和高尚情操，仍应成为我们的生活准则和前进方向的坐标。

——中国女画家协会 2023年7月26日

  我们的兵妈妈们，很少提起自己曾有的光荣和功绩，她们以平常之心，看待自己理应得到尊重和颂扬的历史。 “你们是战斗的宣传员，你们说的快板，唱的每一首歌，对他们都是很大的鼓舞，是他们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你们的慰问有时比我们下命令起的作用还大！……”

——李德生师长

红蝴蝶结的故事

——余  琳

余琳，原志愿军12军31师文工团员，1953年夏调入中央警卫团文工队,后转业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系国家一级导演。

  那是1952年的冬天，朝鲜战争进入防御阻击战。我们文工队员分散成一个个小分队，到连队开展文艺活动。我是哪月、哪日，去的哪个连、哪个排早已记不清了，可那情、那景，我是永生难忘。

  那天清晨起来推开门一看，铺天盖地的大雪。我匆匆吃完早饭，背上挎包向连队进发。连队在大山的那边，整个大地是银白的世界，那是我这个川娃儿见到的最大最大的雪了！真正的鹅毛大雪，扑打到我的脸上，眼睛都睁不开，睫毛都结了冰。

  天哪！路在哪儿？找不着路了！我怎么走？积雪齐腰深，我个子又小，穿着7斤重的棉军装，简直就是个圆球。我那不是走，而是在雪地里滚动，要用电影拍下来一定很好看。那么大的山，那么大的雪，一片白茫茫，一个小黑点一样的小人儿，在那里蠕动、爬行，手脚并用。抬头看那巨大的雪山，是那么高、那么大，我什么时候才能爬到山顶？我害怕了，叫天天不应。我哭了，我想往回走了……

  不！我不是普通的小女孩，我是光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女兵，山那边的战士们在等着我，后退就是逃兵，可耻！比起战士们面对敌人冲锋这算得了什么？想到这里我又有了勇气，再难我也要爬过去，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终于爬到了山顶。这时雪下得也小了些，我向山下一看，战士们早已扫出一片平地在等着我。

  一股战胜困难的喜悦涌上心头，要是回去了我将后悔一辈子。我像个小圆球一样地滚下了山，一口气跑到了连队。泪水，雪水和汗水分不清了，一刻也不愿再耽误，教战士们跳舞。

  时间过得很快，雪停了，太阳露了出来。中午，老炊事班长挑来热气腾腾的开水，大声喊：“跳着半天了，该歇会儿了，大冷天都跳出汗了，来喝水喝水。”他用他的大茶缸给我倒了一碗递到我手上，还小声告诉我：“小余琳，这水里有祖国慰问团送的水果糖块，特别给你留着呢。”我接过水还来不及谢，大个子班长就走过来说：“小余琳，别动！”吓我一跳，他一把拽掉了我辫子上扎着的两根绳。辫子散了，急得我满脸通红，问：“干嘛呀？”他说：“你们姑娘家不应该用这鞋带扎小辫……”

  入朝一年多了，日晒雨淋，我们的头发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第五次战役日夜行军，山沟河边躺下就睡，我们的头上都长过虱子，小辫绳早就没影了，只好用旧鞋带扎小辫。有时鞋带断了，接了又接都不能用了，我们就用草搓根绳扎上。这时，我才看见大个子班长缠着绷带的大手掌上，放着两根鲜红的头绳。他说：“快把红头绳扎上。”我怎么也没想到，惊喜地一把接过头绳细看，我愣住了！原来是用红药水染红的两条纱布。

  在战场上战士们愿意看女文工团员演节目，更愿意看见我们的两条大辫子上能扎着红头绳。这件事传到了军部，军政委李震知道此事后非常感动，他说：“我们的姑娘长得很美，战争已经很委屈她们了……”于是，立即命令文工团领导，将布置会场用的红彩旗撕掉两面，发给文工团每个女兵两副红绸辫带。从此，战士们看见女文工团员的辫子上都飘起了红蝴蝶结。

志愿军第12军31师文工队扎着红蝴蝶结的女兵们

军帽下卧着的红蝴蝶

——余  琳

杨肖永烈士（右于1952年9月29日牺牲）

与文工队战友在抗美援朝前线

  我永远难忘我的组长杨肖永烈士胸前辫子上那对红蝴蝶结！

  那是文工团遭到最大最残酷的一次敌机轰炸，伤亡惨重。1952年9月，为迎接建国三周年国庆，欢迎从祖国来的著名作家刘白羽、导演翟强等文艺工作者来我军前沿阵地体验生活，军文工团集中了全团的精兵强将，赶写赶排新节目。因前不久文工团被轰炸过一次，伤亡了几位同志。军首长关怀，让我们搬到了一个较大的山沟，那儿有工兵连修的防空洞和隐蔽草屋，还特为我们盖了一个大草棚排练节目用。

  9月29日，原计划那天先排开场式，全体演员都上场，后来改成先排小歌剧《一具火箭炮》，叫我们分头自己练小节目，不要走远了。我记不清是和谁一起到厨房打了开水，想给棚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送去。走到半山坡上，看见我的组长杨肖永手里拿着稿子往下走。她是《一具火箭筒》的作曲，可能去谈有关创作的事。我们就叫：“通三。”这是她的小名，我们都这样称呼她。“通三你莫走，请你把开水喝一口。”她接着回答：“这里开水我不喝，厨房还有一大锅……”那一阵子，我们因为看了前苏联电影《幸福生活》，片中的姑娘、小伙子们经常用俏皮话小快板对话，很有趣，我们也被传染了。

  就在这一瞬间，敌机俯冲下来，响起了撕心裂肺的刺耳声。说也奇怪，平时我会原地卧倒不动，可我那时看见炸弹从飞机上顺着山顶下来了，我平时动作慢，那天不知怎么那么快就跑进了最近的小防空洞里。轮番的机枪扫射声，不停的轰炸声响成一片。顿时，整个山沟硝烟弥漫，大火冲天。随着爆炸的那声巨响，我知道大棚塌了！那里有正在排练《一具火箭筒》的几个大哥哥，还有刚走出来的杨肖永……

  我跑出洞来要上去，不知是谁大喊一声：“小鬼，一个也不准上去！”人们上下奔跑，我只得绕到对面山边的小路上，目送一个个被抬走的同志。我认出了潘光汉（他像亲哥哥一样，行军休息时我就靠在他的旁边，我的毛衣丢了，此时我还穿着他的薄毛衣），他已是血肉模糊，眼也无法睁开。我刚走进他的担架旁，他就感觉到是我在他身边，他声音微弱地叫着我的名字：“是小余琳吗？你要好好工作……”担架抬走了，我傻傻地跟着跑，可被大哥哥们轰了回来，不让我们小鬼到现场。直到傍晚，大哥哥大姐姐们都安排好了，在我们再三的要求下，并保证不哭，才让我们过去最后见一面牺牲的战友。军党委破例让工兵连为牺牲的同志赶制了棺材（也就是用大木板钉成的长盒子），把他（她）们安放在里面。有的人被烧焦了，无法辨认，只能从撕开的贴身内衣辨认是谁。

  我的组长杨肖永的脸被弹片削去了，成了一个血糊糊的洞，这时已用白毛巾盖着，毛巾上放着她的军帽，身上穿着演出用的那套新军装。我紧紧握着她那双爱长冻疮的肉手，还是那么软软的，我觉得还有热气，她没有，她没有死呀！这双手我怎能忘记？！

  那是第五次战役，一次行军的夜里，她带着我，在雨地里走了一夜。夜深了，在山坡上就地宿营。雨一直下着，找了好久，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小“猫耳洞”，可能是前面部队留下的。这是一个凹进去一半的小山崖，铺了点干草，勉强能一个人蜷曲着躺下。外面用凌乱的石头砌了一半可以挡一点风，她就一定让我钻进去睡，她坐在石堆边上紧紧地贴着我。太累了，我躺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格格”、“格格”的敲打声把我从梦中惊醒。睁眼看是伸手不见五指、漆黑的夜，什么也看不见……这是什么声音？我定神仔细寻找，才发现这是杨肖永被冻得上牙敲打下牙的声音。我再摸她的那双肉手已不再软活了，冻僵了。天哪！怎么办？我急声叫醒她，使劲地搂住她，我哭了。她却叫我：“别哭，别哭，一会儿就会好的。”我紧紧地握住那双已不软和的手。天太黑，看不见冻成什么颜色了，我想一定紫了。我不敢使劲，慢慢地慢慢地搓揉了好久好久……天都大亮了，才有了点热乎气儿。

  现在躺在棺材里的她，手还是那么柔软，甚至我还觉着尚未冷却。我觉得她没有死，她还活着，活着！我喊出声了。不知是哪位有心的大姐姐还给杨肖永组长那不长的辫子扎上了那一对红蝴蝶结。我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地哭出来，副团长一声严厉的喊声：“不准哭！”不知是谁把我拉开了。那军帽下的红蝴蝶结我怎能忘记！怎能忘记……

冰天雪地战友情  枪林弹雨扬歌声

——妈妈李慧口述 女儿杨娌娅代笔

  杨娌娅的妈妈—李慧1932年5月出生，四川省合川县人。中共党员。194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四川省壁山军分区军政干部学校录取。1950年3月分配到第12军35师文工队工作，1951年3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第 12 军35师入朝。1953年1月调35师教导队学习，后分配到12军35师司令部任文化教员，1953年3月调到东北局。

  在朝鲜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参加了第五次战役、金城阻击战、东海岸反登陆设防等。

（1952年夏，志愿军35师文工队女兵们 合影留念，前排左2为李慧。）

  1951 年底，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开始，我们第 12军 35 师文工队驻扎在朝鲜金城前线金鹤洞。离前沿阵地虽然只有二十多里路，但途中要通过多处敌人的炮火封锁线。每次到部队演出，我们都要分成几个小分队，有时还要带上大红花和祖国送来的慰问品，每人拉开十米至二十米的距离，迎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到了前沿坑道的连队，又要分成几个演唱小组，分散到每条坑道中，到班排的各战斗小组巡回演出。 每个演唱小组一般都由三个男同志和两个女同志组成，我经常是和拉二胡的马正中、能歌善舞的庄裕民、说快板书的关荫堂在一个小组。晚上七八点钟过封锁线，部队的通信员领着在战壕里跑，遇到敌人的照明弹就要卧倒，都能听到美国人在山头上说话的声音，而山底下 12 军各部队开凿了很深的防空洞。

  由于坑道的限制，我们演出的主要是歌曲、快板、小舞蹈、数来宝、二胡独奏等短小精悍的节目，如《美国兵十大怕》、《王大妈要和平》、《歌唱二郎山》、《慰问志愿军小唱》、《英勇山炮第一连》等。

  为了让每一个战士都能看到节目，听到歌声，到了前沿阵地，不管有几个战士，我们都要演出。有的猫耳洞直不起腰来，我们就跪在地上唱。有的战士正在挖工事，我们就站在战壕边演唱。有的前沿阵地被敌人的炮火和机枪封锁，实在不能去，我们就拿起电话机话筒在电话里唱。阵地上的舞台坑洼不平，我跳舞时还摔了个跟头，可战士们还是很热情地鼓掌。

  文工队基本上是四天在前线，三天回来洗衣服和编节目，稍微休整一下又上前线去了。经常即编即演节目，随时了解部队的英雄人物和事迹，就在节目中说唱出来，使战士们惊愕得合不拢嘴，备感欢欣鼓舞。

  记得1951年12月9日夜103 团5 连七人深入敌轿岩山阵地，取得连续爆破敌人七个碉堡、歼敌五个班的胜利，文工队的说唱节目《夜袭轿岩山七勇士》就传唱开来了。12 月 30 日，105 团侦察排又在座首洞西南两公里的敌人前沿，乔装成朝鲜妇女，冒着风雪严寒，设伏七昼夜，终于将敌人诱出阵地，取得俘敌两人、毙伤敌二十余人的战果。我们深受鼓舞，把这次化妆捕俘战斗编成“四川评书”《侦察员巧计抓俘虏》，在阵地上到处演唱。

  我们文工队员来到基层部队的日子，就是前沿阵地战士们的节日，战士们把祖国慰问团带来的水果糖悄悄留着，要留给文工队员们吃。台上演员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声泪俱下地演唱，台下战士们齐声鼓掌，也感动得热泪盈眶，文工队员们和战士们结下了兄弟姐妹般的情谊。

  慰问演出经常要到下半夜才结束，朝鲜的冬天冰天雪地，有零下二十多摄氏度，从坑道里出来，战壕里的积雪都已深至大腿了。战士们在前面铲雪开路，随时防备着敌人的飞机和冷枪冷炮，护送着文工队员们通过封锁线，但还是有许多的志愿军女兵们，把鲜血洒在了朝鲜的土地上。

  那是 1951 年 10 月下旬，35 师文工队驻地遭遇了飞来横祸。

  当时 35 师司政机关驻地在沙采洞，师机关上了阻击战阵地离开沙采洞，师文工队搬了过去。当天晚上，我和叶豪、刘淑云负责站岗，为了防备敌机空袭，所有的窗户都要遮挡严实。不知是当时的朝鲜少先队员们开会泄露了灯光，还是特务的指引，夜里12点左右，沙采洞驻地突然遭到敌机的猛烈轰炸，敌机扔下了十几颗炸弹。

  刹那间，山摇地动，一声声爆炸巨响震撼着山谷。周围的民房炸得千疮百孔，残墙断壁。一匹军马的嘴巴被炸掉了，倒在地上发出阵阵哀鸣。师政治部秘书科秘书吴嘉圆，也是师政治部主任鲁之沫的爱人在轰炸中牺牲了，同时牺牲的还有文工队中浙江籍的女队员陈梅。和我在山口站岗的男队员叶豪，脚后跟被炸弹片削去一块，露出了骨头。政治部秘书张济普和文工队员刘君竹臀部被炸伤，鲜血直流。队员罗素君的腿部炸开了一条口子，新发的马裤也打穿了。这次敌机轰炸使 35 师文工队伤亡多人，大家心情十分沉重。

  在凄凉的月光下，文工队员们默默地给她们穿上新军装，用白布将战友们的遗体裹好，掩埋的时候哭声一片。师首长做了简短的悼词，号召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

  我在抢救伤员，搬运逝者时都没有哭，这时却泪流满面，旁边的人惊呼：“李慧，你的脸上也流血了！”我用手一摸，不觉得疼痛，以为只是蹭破了皮，并不在意。

  但是，2010 年我78岁时发生了一次脑血管梗塞，在医院无法做核磁共振，被告知头脑中有金属异物。经过检查后才发现，当年一小块弹片钻进了左耳朵的后下部，已在我的颅脑中待了几十年了。

点滴滴都是情

——唐贤琴

  1933年出生，四川重庆人。1950年10月参军，分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35师军政干校，后编入教导队任宣传员。1951年随部队入朝，金城阻击战后回国学习文化教育。1952年第二次入朝，调入第12军34师102团政治处工作队，1953年调入第12军"前方速成学校"任文化教员。

（唐贤琴（右1）与战友们合影）

  我于1950年10月报名参军，经过文化、政治考试，分配到 12军。1951年3月，我随部队高唱“雄赳赳，气昂昂……”的志愿军战歌，迈过冰封的鸭绿江，进入了朝鲜国土。

  为了保守秘密，避免敌人空袭，我们黑夜里背着行装、干粮、水壶、手榴弹、洋锹等行军，白天宿营。每夜走的路程，多则七八十里，少则五六十里。

  为了隐蔽防空，多是从山路走、翻峻岭、穿森林，有时也走在公路上。

  公路上人员车马川流不息，有上前线接受战斗任务的队伍，有给前方运送粮食弹药的汽车、骡马，有从前线下来回后方休整的队伍和护送下来的伤病员。车鸣、马嘶、人喊……千军万马，来来往往，如潮水一般，穿梭奔驰在一条道上。

  不时传来口令：“快跟上！〞“別掉队！〞一阵阵急促的口令和脚步声中，我们一个紧跟一个地往前赶路。在人与车混杂的公路上，注意力要十分集中，一不留心就会误人其他部队的行列。而敌机则常封锁交通要道，投下耀眼的照明弹，照亮半个夜空，进行扫射、轰炸。一遇上这样的情况，我们插上树枝伪装，原地不动，以免暴露目标。我们镇静地隐蔽着，敌机未发现目标，就飞走了，但有时敌机也会盲目俯冲打机枪、投炸弹。

  到达宿营地后，有时住在被敌机炸毀的屋子里，有时露营于山野树丛中，有时住在先前部队挖的防空洞里，低着头弯着腰钻进去，也顾不得有多潮湿。背包一放，还要自己动手烧饭、烧水烫脚，在烧火时不能冒出烟火暴露目标。饭后休息，白天睡觉，夜晚我们又整装出发了。

  要过封锁线，又是一声声紧促的口令："跟上！""跟上！"我们班小杨只有14岁，个子又小，穿着又大又长不合身的棉军装，脚穿一双高统大棉靴，走起路来一歪一歪地，沿途都在大家的帮助下行军。

  副班长石季玉是个四川高个子，分管生活，她背一支苏式步枪，还经常给小杨扛背包，两个背包重重地把她两肩压得红肿，她的腿筋也受到损伤，行军结束后仍长时间一拐一拐的走路。我们就是这样紧跟着部队跑过封锁线，上气不接下气地到了安全地带，听到"原地休息"的口令，这时心花怒放，好不快活，立即卸下背包，迫不及待地去找方便的地方，找水喝。在短短的休息当中，简直是争分夺秒抓紧时间躺在背包上，有时传来"呼噜"、"呼噜"的鼻鼾声，不知是谁，竟进入了梦乡。

  要过江河，我们挽起裤腿或脱掉棉裤，手拉手肩并肩地慢慢地涉人水中，哪管它水有多冷，哪管月经来潮的日子，顾不及影响健康。走着走着水淹没了膝盖、大腿，乃至胸膛，这时双脚似乎飘飘然不能着底了，我们就互相支撑着，你拉我拽，艰难地渡河到达对岸。

  连续二十天在战火中昼宿夜行，跋山涉水，也不知爬了多少座山岭，淌过了多少条江河，跑过了多少处封锁线，躲过了多少次敌机袭击。日复一日，两腿红肿，脚板上打起豆大的水泡，仍坚持在敌人的炮火中冒着生命危险行军，在种种困难面前不示弱、不后悔、不气馁，高唱着：“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紧跟革命向前进……”

  踏上唇齿相依的朝鲜国士，亲眼看到朝鲜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残暴的敌机狂轰滥炸，房屋被毀，村庄被烧，到处是焦士、废墟。在一次黑夜去兵站扛粮的路上，见敌机投下的燃烧弹，烧着了朝鲜人民的房屋，老百姓抬着烧焦的尸体，我们义愤填膺，对残忍的敌人十分憎恨，对祖国大好河山更加热爱。因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以高度的责任心去做好每一件工作，完成各项任务。

  每次战斗结束，有不少同志立功，也有不少同志牺牲。对立功的功臣们的英雄战绩要整理，向其家庭所在的政府报喜；对牺牲的烈士们的悲壮事迹要加以整理，在部队中进行宣扬。通过对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战绩的整理，自己也受到很大教育。如我团九班长刘宝成同志在旧社会逃荒要饭，受尽了苦难，到了革命部队之后提高了阶级觉悟，在战场上负伤不下火线，最后拉响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孤胆英雄高守馀同志，他一人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保住了阵地。这些英雄、烈士感人的事迹有力地激励着我，一直到今天。

  部队总结出现代化作战经验，需要提高干部文化水平，而我们部队干部多来自工农子弟，深感文化低的困难。为了帮助他们学习文化，我们创建了战地速成学校，教速成识宇法和速成写作法，热心帮助他们早日掌握文化知识，耐心传授，手把手教他们。经过他们主观努力，刻苦学习，终于迅速提高了文化程度，当他们能看懂文件和工作报告时，我们感到无比欣慰。

  为了活跃部队文娱生活，我们把美国兵的大罐头筒做腰鼓打，将留声机搬进坑道播放。常香玉的豫刷、《王大妈要和平 》《美帝国主义罪恶滔天》等唱片，很受战士们欢迎。

  我们女兵也要站岗放哨，驻地分散在山沟里，夜里站岗，时而听到森林中“唰唰”的响声，或一种怪叫声，也不知是特务的恫吓还是野兽的吼声，令人毛骨悚然。我们端着枪，握着手榴弹，睁大眼睛，警惕地注视着四周的动静。大家宁肯少睡些或不睡觉，多个女兵三三两两分头来回巡视，或隐蔽在黑暗处、屋檐下，严密地监视着一切可疑的情况。

  一切为了支援前沿部队，我们有时供应不上粮食，就以黄豆拌大麦、炒面、啃压缩饼干充饥，没有菜就到山坡野地里挑野菜，在水溪边捞水芹菜。

  有时我们到一二十里路外的兵站去扛粮，开始我们女同志扛不多，只能用小袋分装扛回。经过一次一次的锻炼，一袋五十斤的面粉也能扛回来了，我们的体力就是这样锻练出来的。能吃大苦耐大劳，挖防空洞、砍树、拾木头、搬泥士，到高山割茅草，亲手盖防空洞居住。在这样的日子里，也从没有忧愁和苦恼，没有私心杂念，没有嫉妒，十分纯真，十分豁达，十分乐观，同志们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总是乐呵呵的，还经常在睡梦中高兴得笑醒过来。这些日日夜夜的战地生活，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