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中国的古代史，明末清初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时期。明嘉靖至崇祯这一百余年里出现了许多新的时代特点，这一时期社会于各个方面新鲜的变化对文化思想和艺术创造诸领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晚明是政治腐败与经济繁荣并存的时期，社会结构在悄然转型：

  晚明社会的时代特点，概括起来讲，就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高度成熟，并开始起步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新的近代社会转型，晚明恰是转型的起点。中国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是一个十分漫长、非常曲折的历史过程，而且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在转型启始之时，社会呈现出新旧交织的纷繁复杂的历史画面。一方面，封建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和思想观念依然牢固地占据统治地位，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正在深化；另一方面，经过长期的积累和聚集，中国社会自身已经孕育出一些不同于传统封建社会的、具有近代社会性质的新的经济、社会、政治、习俗和思想因素，社会正在发生深刻而强烈的变动。

  与之相呼应的是士人群中 “为书至繁，著述之盛，包括之广，超越前代”。谢国桢先生认为“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以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也可以说是稗乘杂家，晚明清初尤多此类，不仅如此，此时许多的知识女性参与其中的文艺创作和品鉴，为官修正史重要的补充，弥足珍贵。

女性的“理想”与“现实”

  在对两本《玉台》进行细究之后，明晰的信息是：上古至南唐才媛，虽年代纵夸久远，但辑录能书善绘者寥寥数位，《画史》仅载15人。多位对《玉台画史》作文本研究的学者制作表格以显示朝代更替间才媛人数的变化现象，在极富研究成果的图表中可以很快了解到才媛人数的起伏：远古至唐、五代较为平缓，至宋代猛增，而更高的高峰则在明代，尤其是到了晚明，人数激涨，逾百多人，其中名妓的数量超过历代所有，清代康熙朝以后才媛人数则有所回落，这样的现象与明末清初大的文化背景相匹配。此一时期随着王阳明的心学发展而来的人文主义精神及个性自由的理论对传统的程朱理学发起了严肃的挑战，骨干们对于正统儒学中某些重要的理论原则进行批驳并且提出崭新的观点。他们反复强调人必须有自心自性的醒悟，宣扬离经叛道的正确，要求人性之解放，反对封建礼教的诸多束缚；鼓吹人欲、私欲，要求物质利益；肯定心性无别，贵贱平等等一系列具有近代思想因素的命题，并且形成有一定的规模，无疑这样的观点成为思潮，可以引发众多的拥趸，甚至引得平民百姓的共鸣。这种要求人性解放的思想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反映尤为敏感，应运而生的汤显祖（1550～1616）《牡丹亭》的“情教”以及袁宏道（1568～1610）“文學是進化的……貴獨創、反模擬”；其“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激励了无数的知识分子，在追求人性解放、个性自由的抱负中获得欢乐与哀伤。那么中国的女性在这一时期是如何在正统之宣教照旧严厉的现实中顺应变化呢？

  古代女性的阶层大致的分成在两本《玉台》中已经显现，真正的社会结构中基本的等级组成为“奴隶和劳动女性，农民和商人之妻女，学者和官员之妻女，贵族和统治者之妻女”。在每个阶层内女性的责任和特权是不同的，我们知道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并不意味着所有女性对所有男性的总的从属，在上流社会，小到家庭以内，有才干并且识字的母亲通常是儿女的教育者，主妇们无疑拥有对家庭事务的干预权。她们只是在自己的阶层中和仅仅是依照个人及家庭的关系的特定女性对特定男性的从属。虽然如此，在宋代士大夫家庭中的妇女尚享有一定的继承权，而明末清初，女性已失去了财产权，而且日益严刻的贞节观是禁锢每个阶层妇人心头的枷锁，官方意识形态所规定的“理想”的准则已经渗入到女性的行为举止之中，在“这个限制日增的黑暗年代里”妇女地位似乎应该是明显下降。但是现实的情况并非与官方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当我们粗略地看一下私人文学、笔记野史这些“辅助”的史料却都从另一方面反映着女性不同阶层所拥有的某些“特权”，以及她们日常生活的空间并非全然幽暗，最恰当的材料当然来自于闺彦自己的作品，大量的诗歌，某些信札尺牍、随笔小品乃至戏剧和水墨丹青的创作，并辅之以她们男性亲属及朋友十分推重，和关注的相关论述与高评。她们结社，以家庭为中心，母女、妻妾、婆媳、姊妹、妯娌；甚至向跨地域，非血缘的女子社团发展，成为具有社交性质的“女子俱乐部”。

  “是时，武林(今杭州)风俗繁侈。值春和景明，画船绣幕，交映湖溽，争饰明挡、翠羽、珠髾、蝉壳，以相夸炫。季娴，独漾小艇，偕冯又令、钱云仪、林亚清、顾启姬诸大家，练裙椎髻，授管分笺。邻舟游女望见，辄俯首徘徊，自愧弗及。”这便是描绘处于城市中心的女性生活的一幅生动的画面，说的便是清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可考的女子诗社——蕉园诗社核心成员出游的场景，她们也许受到过明末闺彦如方维仪等人的启发和影响，结社吟诗，往来酬唱，与男性的诗社一样结伴创作，分题赋咏，依韵联诗。蕉园五子中柴静仪与朱柔则婆媳均为《玉台画史》所辑录的多才女性；及以后发展成林以宁为首，并由她的亲属姊妹共同组成的蕉园七子，即蕉园诗社的第二期。在小说《红楼梦》中，海棠诗社的活跃即以江南女子诗社作为创作的参照。这些居于江南城市中心的上流妇女，于日常生活中信奉“三从”、“四德”，她们并没有向传统的教义和闺范发起挑战，或做出公然的违背言论，虽然她们都极有话语权和极高的述说能力，她们采取的策略只是向生活空间的拓展和编排社交文娱以丰富她们的经历和才思。

  研究古代思想史的学者进一步告诉我们，明代中叶以后阳明心学给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最为集中地体现在于江南，这里的士夫群体大都对阳明学派中对“人性自觉”有着浪漫主义的理解。而此一时期经济的发展又伴随着广泛的社会变动一起进行着，突出的方面如“扩大的教育机会、繁荣的坊刻业、流动的阶层分工和身份结构、城市乡镇的急增以及官僚家庭投资中商业财富显著的重要性。富商和不在地的地主主宰着城市和市镇中浮现的所谓城市文化。”尤其是“士”这个代表中国传统知识阶层的正统思想在明清之际已经开始转变，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阐述了这一时期士商的通融，和传统士大夫阶层对于“商贾”的接纳。我们不会忘记那个“黄衫豪客”汪然明,一个被标榜为“风雅典型”的徽州富商如何赞助当时那么多年轻才女的行为。一时胜流如董其昌（1555～1636）、陈继儒（1558～1639）、王思任（1574～1646）、茅暎〔明末清初吴兴人，戏曲评论点家，茅元仪弟。〕、李渔（1611～1680）、钱谦益（1582～1664）等与之往来交游。他定居杭州以后，制作大小画舫若干，专为方便与这些名士与美姬往来应酬之用。史料中记载他“制画舫于西湖。曰不系园，曰随喜庵。其小者，曰团瓢，曰观叶，曰雨丝、风片。四方名流至止，必选伎征歌，连宵达旦，即席分韵，墨汁淋漓。或缓急相投，立为排解，故有湖山主人之目。”汪氏《春星堂诗集》中就有《不系园记》，云：

  自有西湖，即有画舫……（天启三年，1623）癸亥仲夏，为云道人筑净室，偶得木兰一本，断而为舟。四越月乃成。计长六丈二尺，广五之一。入门数武，堪贮百壶；次进方丈，足布两席；曲藏斗室，可供卧吟；侧掩壁厨，俾收醉墨。出转为廊，廊升为台；台上张幔，花晨月夕，如乘彩霞而登碧落，若遇惊飙蹴浪，欹树平桥，则卸拦卷幔，犹然一蜻蜓艇耳。……客来斯舟，可以御风，可以永夕，远追先辈之风流，近寓太平之清赏。陈眉公先生题曰“不系园”，佳名胜事，传异日西湖一段佳话。（汪汝谦《春星堂诗集》卷一《不系园集》）

  文中看出传“西湖一段佳话”的女主人公无疑是美姬艳伎，她们的身份与地位迥别于上述阶层的闺秀，这些被两本《玉台》中所分类的“名妓”，出自社会的底层，但这些美丽的女子，以歌舞为业，以校书为职，轻歌曼妙，吟唱委婉；她们兼擅书画，孤高清芳、冶艳绝伦，且各自有着宽阔的襟怀；她们心怀天下，多情重义，令无数风流才子，国士名流倾倒不已。南明倾颓后，许多堪称国士的有志知识分子与名姝丽姬的交往则为此一特殊时期留住了浓重绚丽的一页，是史实而非仅仅是传奇。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 “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自明至清，作者尤伙，清余怀之《板桥杂记》尤有名。”这里不得不提到晚明清初时人，侨居金陵的闽南才子余怀（1616～1696）所著的《板桥杂记》上卷《雅游》对此地此情此景及众佳丽的描绘：

  金陵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连云，宗室王孙，翩翩裘马，以及乌衣子弟，湖海宾游，靡不挟弹吹箫，经过赵、李，每开筵宴，则传呼乐籍，罗绮芬芳，行酒纠觞，留髡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真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也。

  ……板桥在院墻外数十步，旷远芊绵，水烟凝碧。迥光、鹫峰两寺夹之，中山东花园亘其前，秦淮朱雀桁绕其后，洵可娱目赏心，漱涤尘俗。每当夜凉人定，风清月朗，名士倾城，簪花约鬓，携手闲行，凭栏徙倚。忽遇彼姝，笑言宴宴，此吹洞箫，彼度妙曲，万籁皆寂，游鱼出听，洵太平盛事也。

  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迥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曰之欢，或订百年之约。……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战之外篇。

  从一开始妓院就是时代文化的一部分，名妓歌女对艺术〔词体〕的贡献尤为突出。她们将城市平民所喜好的口头和视觉艺术与士大夫上层的文学传统结合在了一起，此时金陵的南曲旧院早已不是简单的风月场所了。

  余怀出身莆田士族，早年即以诗文名震南都，兵部尚书范景文赏识其才，邀入幕府内做事，委以掌管文书和接待宾客之任。崇祯末科落第后，他便绝意功名，以著述自娱，同时参加抗清复明的运动。因工作之需，常与四方宾客游，亦喜于长板桥边吟咏顾盼，常作秦淮旧院宴赏，所作歌诗为众姬所传诵。他与旧院交游甚广，或闲坐妓家，或赴同人诗会，或居间援手解难……《板桥杂记》系余怀晚年之作，此时国亡家破，境况凄凉的他常追思升平时期种种亲历，遂将“一代兴衰，千秋感慨”借欲界仙都来托出，将秦淮雅游之盛况及所见诸名姬丽品之风貌，逐一传述清晰。古代士林素有“江左风流”之好，“东山携妓”典出《晋书•谢安传》，记录的正是这位高官因不满朝庭昏愦、官场腐败遂称病辞官，隐居于浙江上虞之东山，闲时携妓出游，歌吹漫舞，以行为的放诞风流，掩饰其对家国前途的忧虑和怀才不遇的愤懑。“东山携妓”已为古人的一种母题创作，可见他的举止是为历代风雅所标举，并争相为历代文人所敬仰和效仿的。晚明至清朝权更替，种种的时事际遇，使得大批的文人正可以藉此作正面的退避，一方面回应政界的压迫，另一方面更不失为排泄愤闷的良药，他们放浪丘壑，纵情声色，以奢靡享乐为要，世俗为趣、狎妓为尚。而这些佐文士风流的女性，作为繁荣昌盛的青楼商业衬托下的美丽昂贵的“商品”，她们的才艺与技能于当时已发展到比她们任何时期的同行都要高，演绎出绚烂多姿的一段文化景象。举世称艳的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顾眉生〔横波〕、寇白门、马湘兰、薛素素、卞玉京、陈圆圆……她们生命的结局虽各有不同，但是她们职业生涯中整体的文化水平之高已可以与当时一流文人的精神世界互唱共鸣，遂令后人每每自叹弗如。她们工诗词，擅书画，与集居苏州、杭州、松江等江南中心城市的名士胜流以及徘徊在与南曲旧院隔水相望的当时来南方参加会试的总考场——江南贡院的四方才士举子们，共渡着良辰美景，多少的激情、满足、抚慰、相悦在此间融化消合，这些不受礼法拘牵的“自由”女子个个慧心兰质、文采深茂，此时此刻如神女般，足令天下有情人为之魂梦颠倒，沉醉其中，吟唱不绝。

  当然吕坤（1536～1618）《闺范》中所谆谆告诫的女子守身如玉的标准：“女子守身,如持玉卮,如捧盈水,心不欲为耳目所变,迹不欲为中外所窥,然后可以完坚白之节,成清洁之身，……女子名节在一身，稍有微瑕，万善不能相掩。”的大道理于名义上仍然是女性理想的准则，但实际的现状如上所述已经渐渐改进。晚明清初因其朝代更迭、乱世变迁，每天都发生着雀跃的狂喜，惊心的伤恸以及审慎的出游；与其它皇朝末期不同的是，在女性的空间长期被压制的中国古代，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种种条件的契合，这一段光景，涌现出许多才情高迈、翛然逸宕，风致绰约的女性；她们坚韧的个性和优雅的风采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们中不乏青楼姬侍、闺阁名媛，她们的故事，在这段动荡岁月里掀开了内闱的帘幔，趋向历史的前台，而她们烂漫天真、哀婉凄怨、才华籍甚的诗文翰墨，她们的文艺踪迹及书画能力每每被保存和辑录，这便是最好的呈现，女性文化艺术的画卷由此如风和日丽，桃红柳绿般旖旎展开，闺秀与名妓各自的生活风采和她们的动人故事就是明末清初女性文化最迷人的景象。

曹清

  一九六六年生于无锡。一九八九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国画专业，同年在无锡市博物馆工作。一九九四～九五年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进修，二○○○年调入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工作至今，主要做南京博物院院藏文物的研究及院史文献的编撰工作。

主要编著
《傅抱石写生画稿》、《曾昭燏文集（日记书信卷）》、《清代常州、京江绘画》、《元代江苏绘画研究》、《香阁缀珍——明清才媛书画研究》。《温·婉——中国古代女性文物大展论文图录》(该书已入围今年“中国最美图书”)

主要画展
二○○一年三月《与性别无关——上海、南京两地青年女艺术家联展》 群展（上海美术馆；南京博物院）
二○○二年十一月《有意味的形式——曹清自选作品展》 个展（南京 南京博物院）
二○○三年八月《今日中国美术展》群展（北京 世纪坛） 二○○三年十二月《中国版本——超写意艺术展》 群展（深圳 深圳雕塑馆）
二○○四年二月《超写意艺术现象展》 群展（上海 安德雷斯国际艺术中心）
二○○四年三月《江苏画刊》30周年创刊庆典——中国当代艺术家邀请展 群展（南京 南京博物院）
二○○四年三月“梦想·困惑·现代女性特质‘今日中国美术’女性艺术家作品展” 群展（北京好缘画廊（北京中国妇女活动中心）
二○○六年十二月《今日中国美术大展》 群展（ 北京 中国美术馆 ）
二○○七年六月《富山水墨公募展》群展 （日本富山县水墨美术馆）
二〇一一年七月至二〇一二年《小不在意》成扇展　双个展（分别在南京博物院物华天宝陈之佛纪念馆、扬州博物馆和南京江宁织造府博物馆三处展出。）
二〇一四年十月《小作芊绵》个展（南京江宁博物馆）